[8]参见姜丽：《阶层分化背景下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困境与对策思考》，载《宁夏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第26-27页。
仅举几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的 Beij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中国国际法学会和武汉大学的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国际比较法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的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中国政法大学的 The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和 China-EU Law Journal，等等。文献综述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更准确地说，对作品重要性的判断应该采用历史的眼光，即，一部作品在发表时能够推动当时研究的进展。[53]因此，法官主要关心司法技术，对法律中存在的深刻的理论问题不感兴趣，而后者恰恰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区别在于该作品能否对他人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广泛影响（类似于Rubin提出的应用性标准）。但种种优势不能掩盖欧洲标准的劣势。作者的结论要具备说服力，而且简单易懂。
依据教授们的回馈，Snel 总结出了好的法学研究一般具备的三大特质：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很好地回答研究问题、体现研究的整体价值。4.文章选题在去年新闻中被讨论过。在公法领域，体现谦抑原则的行政约谈制度日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应用。
[4]古今中外的法学家从各个角度强调了法的生命在于实施，法的实施是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实现法律的作用的必由之路。郁忠民：《法律实施评述》，《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4期，第6-9页。相较而言，持续实施对于法治建设而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82]Se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2004． [83]参见朱景文：《论法治评估的类型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110页。
以往的研究对于法律实施具体环节或领域的原则曾做出探讨。[131]参见Posner R.A. Landes W.M.，Altruism in Law and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8,No.2(1977),p.420. [132]See K.Basu, Prelude to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117. [133]同注[42]，第28页。
[143]具体来看，例如，过度强调人本实施，可能松动依法实施原则损及法律权威，甚至造成法律被社会裹挟的局面。[77]运动式执法的初衷是要解决一些执法人员在常态治理中没有严格执行法律、职责履行不到位、不作为或者乱作为问题。[9] 上世纪末，随着对有关法律实施的内涵、构成等一般理论的框架性认知取得了基本共识，法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以及部门法实施中的专门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更多关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侧重于在中观、微观层面讨论法律实施。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国家法治建设重心的转移，将研究精力和学术资源投入到法律实施的研究中来。
[22]参见关保英：《公民用法问题研究》，《东方法学》2010年第5期，第8-29页。[85]三是要求公平获益，那些使主体增益的法律，应该得到公平的实施。例如，政府在利用公共财政对企业进行补贴过程中必须公平实施，确保所有企业能够公平地获得政府补贴。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这种成本反映为法律实施的既定的约束条件。[28]法律规则的缺陷具有内生性特点。
[34]同注[33]，第545-549页。诚信原则作为法律实施的基本原则，首先是由法律自身的中立性（工具性）特质所决定的。
执法机关应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开展执法活动。[144]张千帆教授对宪法的实施即采取了这样的划分。本文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现实问题研究（2015MZD042）子课题、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产业融合—监管融合—法制融合：我国三网融合的制度困境及其克服研究（12SFB3031）的阶段性成果。例如，在执法检查过程中，议程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直接导致很多法律的实施状况始终无法得到执法检查者的足够关注，这无疑将进一步影响到这些法律的及时完善。三是道德效力（认可效力或确信效力／接受），它表明了遵守法律的道德基础。[71]参见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67-178页。
例如，影响中国环境与资源法律执行的立法原因，主要还在于环境与资源立法自身存在的在纠纷处理方面的条款过于简单、笼统，不好操作等因素。此外，通过对一个主体的执法，通过调动企业的能动性，从深层次改变这个企业的商业行为，进而辐射到其他企业的辐射型执法[118]是放大实施效益的有益探索。
其二，近年来，一种新的选择性守法的形式伴随着权利意识的勃兴而愈演愈烈。既包括实体规则，也包括程序性规则。
[1]实际上，法律实施的意义不仅于此，它甚至决定着法是否为法。当面临规则缺失、规则瑕疵乃至规则错误时，应该如何开展法律实施活动。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2.公力救济不得滥用 当前中国，同时存在着权力膨胀意识和权利意识过度两种情况。[91]参见王福华：《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可适用性》，《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第150-162页。[96]参见胡宝岭：《中国行政执法的被动性与功利性——行政执法信任危机根源及化解》，《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93-94页。
（六）谦抑实施原则 法治是规则治理的事业，但规则本身存在诸多缺陷。法律规则的存在比它的正义性与合目的性更重要。
（四）诚信实施原则 诚信原则原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合同法领域中有帝王条款之称。张骐：《论法律实施中的阻力和对策》，《政法论坛》1988年第3期，第75-80页。
随着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法治实践的发达，诚信原则也被视为是公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如何对有限的法律实施资源进行配置，是从国家到各级政府乃至一个实施机关内部都现实面临的问题。
行为人尽可能寻找对己有利的法律依据,回避对己不利的制度约束,以合法化自身立场,进行依法抗争。个体意志与法律意志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法律实施的基本前提。[21]近年来，个别研究尝试对法律实施的环节进行拓展，提出了（公民）用法、[22] 助法、[23] 积极守法、[24] 法律接受[25]等环节。意大利法学家韦基奥认为，强制力与法律是两个逻辑上具有必然联系的概念，哪里没有强制，哪里就没有法律。
[14] 值得一提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迄今，在宏观、中观、微观各层面，围绕法律实施的研究始终存在着一条突出的主线，即着重于解释法律未能得到有效实施的表现和成因的反向研究。[16]参见注[8]，吴大英、沈宗灵书，第351页。
参见刘方权、宋灵珊：《法律职业中的女性:从法学院到法院》，《法律和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66页。向它乞讨是非曲直的标准，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像使用傻瓜相机那样摁下按钮就行了。
纠纷是否得到合理解决，法律的社会功能、社会目的是否有效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等。[110]参见郑戈:《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导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08页。
